豆浆馆

作为小谷围岛上世代生活的居民，面对突如其来的“规划”与变迁，他们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。虽然带着某种隐匿性，但是他们的诉说欲望并不因此减弱。在南亭、郭塱村的留守“难民营地”，除了简陋的帐篷、浴室以及大大小小的晾晒衣物之外，横挂的标语诉说着他们心中的激愤。2004年我们曾到南亭村去，村民们一见到大学生甚至是拉着你，大概他们将某种希翼寄托在了学生的身上；现在两年过去了，村中的标语依旧还在，只是褪去了鲜红的亮色；留守村民的生活环境日益破旧，但是他们还在坚守着。

2007年3月，我们在穗石村访问了一位林老伯。林老伯世代在穗石村里耕田，他有三个儿子，在村子里有三间祖屋，一个房头一间屋子。建了大学城之后，林老伯的一个儿子搬到了新造镇，而他自己则选择继续留在村子。林老伯告诉我们说，推土机来的那一天，他家田里的苗刚刚栽下去。幼苗在地里青青地长着，推土机一来，不说二话就什么都掀掉了。林老伯对这轻易摧毁自己劳动成果的行为觉得气愤。不仅如此，他对政府给予的拆迁赔偿款额也颇有微词。

在我们所走访的穗石村，象刘老伯这样保留有祖屋、还有条件留守祖地的人家还并不过半——也就是说，大部分村民原来的房子都被拆掉；失去了房子的村民别无他法，只好搬往新造镇（当然也有坚持留下来的，不过这种情况不在我们所考察的那条村子内）。

被遣散的居民被告知，政府会给予他们一定金额的补偿金，大概是400～500RMB/平米；新造镇的屋价以成本价向村民出售，大约在1000～2000 RMB/平米；在林老伯一家的情况是，要买起三房一厅的房子，大概需要15万RMB。而向来以农耕和手工为生计的林老伯家，承担不起着15万元的新屋费用。

在穗石村里，我们处处可以见到一堆堆闲暇无事、在祠堂里打麻将的村民；不少家门口有妇女在埋头制作珠绣，这是穗石村的妇女都会的手艺。小谷围岛曾经是广州蔬菜市场的供应基地，农民以种菜为生。地被征走后，目前只有2000多人安排在大学城做协管员和保洁员，其他1万多人生活几乎没有出路。失地村民40岁以上将很难找到工作。我们对林老伯的儿媳妇的采访，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种情况的存在。她的结论是，大学城建设之后的变化对老人家是好的，但是象她这样四五十岁的人却很不利，因为没有了耕田，出外打工又没有任何优势；失去了工作，只能在家做做传统的珠绣手工获取微薄的收入。

作为小谷围上的新居民——生活在广州大学城的学生，平时里的见闻、观察也能散见于网络。 [3]

确实，我们毕竟在同一方土地上生活，无论自然村因为大学城而作出了怎样的改变，日常生活里的频繁接触，让小谷围岛上的大学生对这方土地的命运有更加感性、直观的触印。

2007年3月我们进入穗石村进行考察。我们注意到的第一处地方是这个“林家大祠堂”（穗石村的本地村民都是林姓氏）。这个祠堂的门面颇为雍容，门口的一对石狮威严地守护着这个祠堂，祠堂正门上的油漆、关公像等的色彩还十分艳丽，看来被精心地修缮过。

我们透过门缝往里看的时候，才发现这间祠堂用来作为村里幼稚园的场地。我隔着门缝与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表明，我们是华师大的学生，因为要做作业的课题所以到村子里来看看，老师很爽快就答应让我们进去参观。这是一间富有岭南特色、十分典雅的祠堂，台阶都是采用麻石的材料（林老师说现在这种石料十分昂贵），庭院里虬结的老树、两侧树着黑色的雕花屏风；往里走，一个宽敞的大厅两边的墙上挂满了龙舟赛的锦旗、历届村委会的合影、以及一些族谱等等。两侧的房子一边是孩子们吃点心的“小食堂”，另一边则是负责孩子后勤（煮饭、洗衣等）的场地。作为幼稚园场所的林氏祠堂，角落里摆设了形形色色的滑梯、摇椅、皮球等康乐设施，只有一艘闲置着的木船，仿佛还记录着这个村子过去以渔为生计的生活，现在的船身上晾满了了孩子小小的毛巾、甚至尿布。

与上海苏州河畔的艺术家仓库、北京的798艺术区相提并论的小谷围艺术村已消失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，这个曾经号称广州的“巴比松”已经无迹可寻。广州美术学院退休副院长、版画家潘行键曾经在小谷围临江苑43号的家，如今也只能用曾经在那方家园里的石头、干树枝和灯笼来凭吊。[4]

    广州美术学院退休副院长、版画家潘行键则以特殊的方式缅怀自己在小谷围临江苑43号的家。　拆迁后，潘行键回过一次小谷围，他在自家的废墟上拣回了一些砖头和瓦片，细细地包好收藏起来。现在他的家中到处可以见到临江苑43号的影子：门口的石头是43号院子里摆过的，花瓶里的干树枝曾经在43号院里枝繁叶茂，墙上的一排灯笼也曾经照亮43号院的夜晚。显然，临江苑43号在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着，潘说，我没有把她当作一幢房子，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

    在我所能搜集到的报道中，这篇文章是为数不多的、展现在这个宏大工程下质疑、抗争甚至挣扎的一个个个体生命的状态，他们的话语、行动和心情是鲜活的，因而才更具有了撼动人心的力量。尽管在宏大的历史洪流中，这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趋于“无名的生存”，但是谁能够忽略社会中的个人——那是整个社会的一个个分子——的幸福？

    与摧毁艺术村的行为相对应地，大学城规划中的“广州文学艺术创作中心” 于2006年6月29日奠基，如今正在兴建之中——就在我们华师的学南后面。“中心的地上建筑面积分为公共区和文学院部分、雕塑院部分以及画院”、“中心的一大亮点是设立工作室制度，要在全国公开招聘专家学者组建个人工作室。通过改革政府投入机制，实行艺术创作生产研究招标、采购、项目资助和奖励制度，吸引人才来中心工作，建立有利于文艺创作和人才成长的激励机制”。为什么要推翻原本和谐自然的艺术村、赶走原本就在这里潜心创作的艺术家，又“空降”这么一个崭新的“凤巢”企望再造原来驱散掉的氛围？试想那些被强行除别墅的艺术家面对这么一个被规划的地盘，情何以堪？这种“规划”之下的倒逆逻辑，实在是让人觉得啼笑皆非。

这种“规划”的逻辑，同样体现在对大学城六条自然村的古文物、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上。2005年12月14日，广州最大规模的古村落改造通过竣工验收，岭南古村落练溪村“变身”全新的大学城博物馆，并将进行招商，“引入画廊、酒吧等休闲产业及商业旅业，成为广州又一文化、商务和休闲胜地”。考察过程中，Niky和Kwan都跟我说，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“大学城博物馆”了，怎么看上去那么假。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它是坐公车路过，看见崭新的仿古屋群，心里还在猜想：莫不是要在大学城这里建一个影视城？！当时还百思不得其解。Niky和Kwan的话当然是她们第一眼的感受了；我第一次得知这里就是“大学城博物馆”的时候，也吃了一惊：怎么连小谷围上的古迹祠堂，也这么粉头粉脸地变成了毫无沉淀感的崭新建筑呢？这跟我们在大学城里看到的千篇一律的新校舍有什么区别？